吴继英 王梦 万岑
[摘 要] 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之一。基于2012-2020年中国25省（市、自治区）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受区域、行业及劳动力技能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均有显著作用；
第二，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行业和就业技能结构促进共同富裕实现；
第三，对于具有地理区位优势、技能密集型行业以及中技能劳动力集中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收入公平与机会平等的福利作用更明显。基于此，现阶段要发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一是促进数字经济纵深发展，推动数字经济技术创新、提高数字经济服务水平、弥合区域数字鸿沟；
二是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影响下就业结构升级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要坚持市场化就业，扶持服务业及小微企业等稳岗扩岗从而帮助技能劳动力拓展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优化，保障高质量就业；
三是加强区域间数字经济联系，在创造良好普惠的数字发展环境的同时，推动区域内与区域间数字技术交流，发挥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
四是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效应存在行业、技能差异化的情况下，针对不同行业以及劳动力群体分类特点制定个性化帮扶政策。
[关键词] 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
数字技术；
就业结构；
就业升级；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2.5；
F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4）07-0025-18
一、引言
共同富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战略方向和长期目标。当前我国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前列，推动共同富裕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经济社会基础虽已经具备，但仍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高等阻碍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问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互动集中体现于保障和充分促进高质量就业，就业在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受到疫情等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过去一年一度攀升，就业矛盾突出。劳动需求减少和劳动替代等导致的就业困境亟待解决，因而推动高质量就业或可成为破解共同富裕难题的突破口。容易注意到的是，数字经济向社会渗透契合了共同富裕对生产力发展、经济总量扩容的要求，为居民生活贡献了数字解决方案，企业生产方式、居民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也迎来了深刻变革，因而数字经济对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此为抓手有助于我国进一步促进和加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深入探讨如何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兼顾“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共同富裕问题，首先需要明晰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提升生产率扩大产业规模，此时生产和消费需求同步上升从两方面增加了用工需求，从而达到扩大就业的效果；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新业态催生了新技术、新模式与新岗位，发展要求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有助于实现改善就业结构的目标。但就业结构如何在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实现的路径上发挥传导作用仍不明确，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进行理论机制分析，后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与宏观数据匹配得到中国25省（市、自治区）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就业结构等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期为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政策制订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统一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中，共同富裕的富裕性和共享性相辅相成。富裕性是共同富裕的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是共同富裕实现的初级过程，也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准则，因此必须坚持总体富裕观。然而社会发展中涓滴效应是有限的，过度注重总体富裕会导致社会差距拉大，从高富裕层流向低富裕层的收入和机会均逐渐减少，故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围绕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逐步进行。而测度共同富裕也应触达经济与民生的方方面面[1]，既有研究中不乏国际视角[2]，更为常见的维度构建包括富裕度与共同度[3]。
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代表性观点，一是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带来的新生产要素通过数据资源与数字产权交易活动实现经济集约化[4]，由此增进分配公平、使中小企业和广大数据生产者受益，数字技术渗透生产及经营的各个环节能够有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实现[5]。方福前等[6]引入微观层面的个人工作收入变量实证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信息生产能力的提高实现个体增收，进而提高总体经济富裕水平。数据共享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数字技术极大地改变了现有企业的组织及营商环境，Pazaitis等[7]以德国为研究对象发现打印、汽车、金融等行业受数字经济影响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数字化强化了产业发展中的共享效应，极大促进了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尤其是农业和乡村产业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差距缩小。张小锋等[8]发现数字金融让广大用户享受到了基础金融服务，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这不仅体现在数字技术能够深化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重塑传统行业、扩大现有中小微企业规模和增加中小微企业数量，且显著促进了社会就业。微观证据表明数字经济对于农村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实现也有显著促进作用[9]。二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带来的问题可能会阻碍共同富裕实现。例如，Niebel[10]通过比较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投资收益发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从ICT投资中获得的收益并不比发达经济体多。此外，数字经济发展伴随着灵活就业等人数的增多使劳动者权益保护流程更加复杂，相应的社会保障问题因此亟待解决[11]。同时，在数字经济无序扩张时数字鸿沟会放大收入差距[12]。
综上所述，以往文献丰富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城乡收入差距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研究，为本研究奠定了有益的理论基础。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微观研究相对较少，且缺乏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细分维度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研究，也鲜有文献从就业结构升级角度研究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作用机制。鉴于此，本文首先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的视角切入并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双维度的影响；
其次，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厘清数字经济如何通过就业结构升级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并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因区域、行业及劳动力技能异质性对共同富裕产生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1）数据处理上，考虑微观个体因素测度生活幸福感、收入公平和机会平等，契合共同富裕以人为本的立足点，且对于行业和技能层面就业划分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能帮助完善宏观数据在行业和技能细分上的研究。（2）研究主题上，通过考察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下五个相关维度的影响，揭示数字经济影响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的具体效应，完善了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实现的相关研究。（3）机制检验中，引入就业行业结构和就业技能结构变量以分析数字经济通过就业行业结构和就业技能结构升级影响共同富裕实现的传导机制，剖析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现
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之一。首先，相较于传统农业和工业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红利释放明显，数字技术的成熟应用可以通过解放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能支持，主要体现在其能加速社会财富积累，促进经济发展的充分性和社会总体富裕水平的提升。其次，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13]，互联网的发展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有显著关联，也充分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兼顾社会发展公平特征，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具体路径见图1。
第一，数字服务广泛应用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线上排队、信息共享、智慧平台等服务的普及极大地便利了居民生活，数字金融深入小城网络为更多个人及小企业客户提供金融支持，提升居民生活和工作体验的同时，更提高了生活幸福感。第二，数字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替代与溢出效应为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14]。数字产业较传统产业受资产影响更小，能够在数字媒介和技术的作用下实现快速发展，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而传统产业更可以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实现数字化转型，从拓宽企业业务、节约企业管理成本等方面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进而促进社会总体富裕水平的提升。第三，数字经济的普惠使区域及个体的发展紧密联系，促进共享富裕实现。跨空间发展的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打破原有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让欠发达地区的新兴岗位缺口张大，促使本地劳动力消化和外地人才流入，有利于促进区域间均衡发展和收入公平。而数字媒介的广泛应用又进一步降低了社会信息差，随着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和共享加深，最终有利于实现机会平等，从而促进共享富裕的实现。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从内涵和发展趋势上都与共同富裕密切契合，未来共同富裕必然以数字经济为依托[15]。由此提出假设H1。
H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赋能共同富裕实现。
（二）就业结构的中介传导机制分析
有观点认为，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会逐渐被机器人取代，替代效应让就业市场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数字技术带来的自动化生产会使低技能劳动者转而向服务业部门流动[16]，而高技能劳动力则保持着技能优势从事高技能偏向的劳动，从而带来就业极化发展和收入极化发展[17]。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从过去的发展来看，技术进步最终都会增加劳动力需求，而数字经济带来的技术进步同样将有利于就业结构升级。出于技术和经济等因素考虑，并非所有岗位都能被自动化技术替代，亦即自动化技术替代的有限性给就业创造效应的深入发挥提供了机会，城乡居民就业机会增加，行业进入门槛相对平等。即使智能技术应用减少了低技能工人的就业份额，但并不会显著地减少劳动力市场总就业人数[18]。这主要是因为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就业门槛并催生出了新的职业类型，就业方式变得灵活多样，同时市场上劳动力就业信息的透明化也提高了企业岗位匹配效率[19]。底层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下新职业产生对于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规模高速增长形成了重要推动力，也成为就业结构高级化的催化剂[20]。
1. 数字经济、就业结构与总体富裕。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就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总体富裕实现。陈斌开等[21]研究发现，我国并未出现明显就业极化现象，智能技术与劳动具有互补性，数字经济发展的生产力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最终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Bessen[22]提出在过去的技术革命中就业替代效应的确导致了部分就业岗位消失，然而纵观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各国就业人数均基本保持着增长态势。
事实上，就业结构正随着科技进步的发展和现代产业升级而悄然改变，数字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收入[23]，劳动者更是具备了向现代产业转移的素质与禀赋条件，逐渐适应了经济发展的新需求[24]，劳动力就业行业结构趋向数字化、服务化，数字技术在各行业中广泛应用促使商品成本降低，不断刺激社会需求，又进一步扩大了产品市场需求，进而提高生产规模、扩大就业市场容量。这也说明信息化时代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有效互动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升级和劳动力合理配置，各技能劳动者岗位契合度上升和普遍适应社会生产能够拉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一般性增长。由此提出假设H2a和H2b：
H2a：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就业行业结构升级提高总体富裕水平。
H2b：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就业技能结构升级提高总体富裕水平。
2. 数字经济、就业结构与共享富裕。理论上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结构升级能够促进共享富裕的发展，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是推进共享富裕的重要基础。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就业规模扩大和就业结构升级有助于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高、城乡差距缩小。随着自动化进程深入，社会网络连接更加紧密，消费互联网催生了许多并不完全依赖技能的职业机会，互联网共享共通实现了机会的城乡共享。如田鸽等[25]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数字经济与非农就业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可以依靠消费互联网的发展进入数字化非农行业工作，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收入，增强农村地区劳动力与城镇的联系。市场上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息息相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大多为农村劳动力，第二、三产业的产业规模受城市需求影响，因此社会就业规模和结构相对固化，长此以往，城市需求与农村需求差异拉大、行业地区分布不均、工作机会不平等问题突出，造成城乡边界明显，短则不利于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长则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信息壁垒的存在也不利于地区发展，工作岗位数量和人力资本差距也阻碍了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寻求匹配度高的工作岗位，造成区域间居民收入不平等，区域间发展差距逐渐拉大。数字技术在农业部门的应用突破了农村居民开展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技能水平约束。随着农业自动化程度的加深，农村劳动力得到解放[26]，促进了农村居民增收的内生动力发展，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消费互联网的进入使得城乡从业人员机会整体增多，拓展了居民就业增收渠道，数字普惠金融应用让投资理财进入农村居民视野，农村消费需求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提高而增加，二三产业规模的扩大也受益于此，城乡就业结构进入转型阶段，同时促进了收入和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显著降低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此外，数字经济发展加强了区域间技术联系，偏远地区技术人员接受就业指导增多、职业培训高级化[27]，从而帮助从业人员提高求职竞争力、增加潜在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因此，数字经济发展下的就业结构升级为共同富裕实现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由此本文提出假说H3a和H3b：
H3a：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就业行业结构升级促进共享富裕。
H3b：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就业技能结构升级促进共享富裕。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是本文的主要微观数据来源。CFPS每两年对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开展调查（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海南、香港、澳门、台湾不在其列），其中个人和家庭问卷为本文的个体特征变量及家庭经济变量提供了微观数据支撑，本文选取了2012、2014、2016、2018和2020年数据进行研究，剔除16岁以下及关键变量缺失样本后，共保留82492个观测样本。为控制地区经济发展等宏观环境因素，本文选用可以反映观测样本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差异及产业结构特征等宏观变量与微观数据进行匹配，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及EPS数据库，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郭峰等[28]。鉴于微观数据调查存在一定时滞性，本研究的宏观变量使用滞后一年数据。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发展水平①。发展的充分性与均衡性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因此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既包括总体富裕又包括共享富裕。首先，经济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29]，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整体经济应该呈现健康的发展态势，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此外生活幸福是微观主体对共同富裕最直接的主观感受，因此选取人均GDP及生活幸福感表征总体富裕度；
其次，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很难惠及所有群体，共同富裕的评价维度还应包括共享层面的内容，共享富裕指标包括区域均衡、收入公平和机会平等[30]三个维度。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见表1，具体变量含义表示如下：
（1）生活幸福。根据CFPS中的提问“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生成生活幸福感指标（happiness），1-5分别从不满意到非常满意（1-非常不满意；
2-不满意；
3-满意；
4-较满意；
5-非常满意）。
（2）经济发展。选取人均GDP的对数值来衡量地区经济富裕水平（lnpgdp）。
（3）区域均衡。通过计算区域经济差距来衡量区域均衡程度，用人均GDP加权差异系数（cv）表示，具体的计算公式为：[cv=1Yi=1nYi-YPiP]，其中Y为人均GDP，P为人口，[Y]为人均GDP的加权平均值。
（4）收入公平。通过CFPS家庭库中的家庭年收入与家庭成员数计算家庭成员平均年收入，将家庭成员平均年收入匹配到个人库中，由此形成个体平均年收入指标（ave_inc），据ave_inc计算地区收入基尼系数（gini_i）。
（5）机会平等。采用参数法估计机会不平等系数[31]，通过估计环境变量对收入的影响大小定义反事实收入，采用个体反事实收入的基尼系数度量机会不平等，具体环境变量包括：个体性别（男=1，女=0）、年龄、父母的受教育年限、14岁时家庭社会地位以及个体出生时的户口性质（非农=3，农业=1）。
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电信业务收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万人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五个指标，采取熵权TOPSIS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 中介变量。
（1）就业行业结构。本文的就业行业结构变量基于CFPS中的行业编码进行测度，包括两个步骤：首先获取数据库中主要从业工作的行业编码数据，将行业分为技能密集型和非技能密集型[32]，其次根据行业分类计算地区技能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占比，从而得到每个地区的劳动力就业行业结构。
（2）就业技能结构。根据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为高、中和低技能劳动力，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为高技能劳动力，高中及以上学历为中技能劳动力，初中及以下学历为低技能劳动力[33]。根据分类计算地区高技能劳动力人员占比，得到每个地区的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
4. 控制变量。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控制了其他可能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因素，首先控制了微观个体特征，包括性别、户口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此外宏观环境、教育可得性显著影响总体富裕水平、区域均衡等，也是微观个体收入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因此同时控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财政能力、金融发展水平及教育支出变量。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见表2。
（三）计量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及其细分维度的影响，构建如下双固定效应模型：
[Yijt=α0+α1digitaljt+AX+ηj+τt+εijt] （1）
其中，Yijt表示共同富裕及其细分维度，包括总体富裕（wealth）和共享富裕（common），以及生活幸福（happiness）、经济发展（lnpgdp）、区域均衡（cv）、收入公平（gini_i）和机会平等（gini_o），[i]表示个体，[j]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X表示控制变量组，ηj表示地区固定效应，τ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jt是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两个中介变量——就业行业结构和就业技能结构，为厘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细分维度的作用机制，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employment_indijt=β0+β1digitaljt+AX+ηj+τt+εijt] （2）
[employment_eduijt=β0+β1digitaljt+AX+ηj+τt+εijt] （3）
[Yijt=λ0+λ2employment_indijt+λ1digitaljt+BX+ηj+τt+εijt] （4）
[Yijt=μ0+μ2employment_eduijt+μ1digitaljt+BX+ηj+τt+εijt] （5）
其中，employment_indijt和employment_eduijt分别表示就业行业结构和就业技能结构，Yijt表示生活幸福（happiness）、经济发展（lnpgdp）、区域均衡（cv）、收入公平（gini_i）和机会平等（gini_o）。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首先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各被解释变量所在的模型均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本文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表3报告了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基准回归结果。
由表3第（2）列可知数字经济每增加1个单位，共同富裕水平提高0.455，第（3）和（6）列分别为数字经济对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的回归结果，第（3）和（4）列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总体富裕具有显著正效应，数字经济每增加1个单位，总体富裕水平上升0.032个单位，地方财政水平显著影响总体富裕水平，地方财政水平每提高1%，总体富裕分别提升0.006%，但传统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这可能是由于传统金融的服务难以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市场活力受限等问题，凸显了数字经济赋能传统金融发展、提供精准客户服务的必要性。第（5）和（6）列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共享富裕正向效应显著，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共同富裕实现。
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细分维度回归结果见表4。由表4列（2）和（4）知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经济每提高1个单位，生活幸福和经济发展分别提高0.611和0.859，金融发展水平对总体富裕的负向影响在经济发展中表现更明显，政府财政能力提高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但并不直接提高生活幸福。共享富裕细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提高收入均等度以及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区域差异、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分别下降0.038、0.224和0.518个单位。表4列（6）的结果显示人均GDP的提高显著影响了区域均衡水平，但效应方向为负，表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能够推动区域均衡发展，但地区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区域差异，这可能是由于部分地区拥有更大的教育优势。此外，产业结构高级化每提升1个单位，区域差异扩大0.007个单位，地区财政支出增加则能通过劳动报酬再分配照顾到欠发达地区，从而减少地区发展差异，这与本文实证结果相符。表4列（8）和（10）的结果显示人均GDP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收入和机会不平等均为负向效应，其中人均GDP每提高1%会带来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分别下降0.024和0.072，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第二产业每提高1单位，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分别下降0.004和0.007。
（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处理
对于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及测量误差等导致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
首先，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工具变量进行处理，采用1984年每百万人邮局数和固定电话数作为两个外生工具变量。一方面，邮局和电话普及程度高的地区最有可能成为现代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代表，另一方面，邮局和固定电话现在已经逐渐淡出大众视野，并非主要的媒体工具，1984年的邮局数和固定电话数很难直接影响到共同富裕水平，因此满足了工具变量需具备的强相关和严外生条件，又由于该工具变量为横截面数据，因此借鉴黄群慧等[34]的处理方法，以上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1984年每百万人邮局数（IV1）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每百万人固定电话数（IV2）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被解释变量所在模型均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说明所选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相关，不是弱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表5汇报了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在不同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数字经济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相同，可见在考虑了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2. 稳健性检验
（1）缩尾处理。表6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剔除了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数据中可能存在的极端值，减弱这些数据对模型本身带来的额外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缩尾处理后数字经济仍能显著提高共同富裕水平，且能增强生活幸福感、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区域均衡、促进收入公平和机会平等程度，这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结论稳健。
（2）删除浙江省样本。浙江省作为国家共同富裕示范区具有扎实发展基础和优势，因此参考田瑶等[12]的做法剔除了浙江省样本。从表6可知数字经济对于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仍然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研究结论稳健。
（三）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
1. 就业行业结构。表7是数字经济通过劳动力就业行业结构影响共同富裕的中介模型回归结果，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就业行业结构的结果如表7第（1）列所示，模型显示数字经济有助于就业行业结构由非技能密集型向技能密集型行业升级，体现出数字发展下的高技术化特征，第（2）至（6）列是数字经济、就业行业结构分别对总体富裕细分维度和共享富裕细分维度的回归结果。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一批技术密集型岗位，技能要求高且工资收入提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促进了新兴职业的萌芽发展，零工经济等为代表的职业形态提升了社会劳动者获取收入的渠道，社会岗位向外扩容，原本低收入或无收入群体能够方便地从事技能要求不太高的岗位，人均收入总体提升，假设H2a得到部分验证。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导致的就业行业结构升级能够减少区域差异，H3a得到部分验证，但却不利于促进社会收入公平和机会平等。这体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成果会优先在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汇集，对于欠发达地区劳动者来说，他们的机会仍然小于发达地区劳动者。
2. 就业技能结构。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如表8第（1）列所示，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数字经济每提高1个单位，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就提高1.107个单位。表8中（2）至（6）列进一步讨论了就业技能结构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细分维度的中介影响。数字经济对生活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影响下的就业技能结构升级会降低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假设H2b并未得到验证，可能原因在于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技术型人才的要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却仍停留在渐进式发展模式，从数据上可知目前低中技能劳动力的占比仍然很高，因此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浪潮中的技能匹配问题短期内尚难以得到改善，因此在中低技能劳动力中容易形成就业挤出效应，数字经济的技术替代压缩了这部分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他们不得不从事更低技能需求的低薪工作，从而导致人均经济发展水平下降。表8中第（4）列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引致的就业技能结构升级有助于缩小区域差异，第（5）和（6）列回答了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就业技能结构升级推动劳动者的收入平等和机会平等，假设H3b得到验证。
（四）异质性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了不同区域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差异，然后从区分非技能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技能差异等角度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异质性影响。
1. 区域异质性。根据东中西部划分了三组样本，表9报告了按地区分组回归结果：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总体富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经济每提升1个单位，生活幸福和经济发展分别显著提高1.509、0.358，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居民生活幸福感呈负相关。究其原因，东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先发优势，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总体富裕的影响可能受限于不同程度的数字接入和使用“鸿沟”等，列（2）显示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不利于提高总体富裕，中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还有待加速，而如何提高中部地区的传统产业数字化水平从而为经济发展赋能，可能成为未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总体来说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共同富裕“东强西弱”特征明显，因此要发挥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地区的带动作用，实现数字经济影响力向中西部延展。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均衡的正向作用显著，但在东部地区却呈现显著拉大区域差异的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内部数字经济发展差异仍然比较明显，高技术数字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等部分省市，数字经济发展促使劳动力涌入数字技术运用活跃的城市，与其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形成较大差异，因此这些地区最有可能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圈，受发展格局的不同影响，产生区域间的发展失衡。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公平和机会平等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东部和西部收入不公平指数分别下降0.268和0.181，机会不平等指数分别下降1.501和0.987，但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平等。
2. 行业异质性。为了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在非技能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行业间的异质性，将CFPS劳动力就业数据分成非技能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行业两组样本②。表10从左至右分别是数字经济对生活幸福、经济发展、区域均衡、收入公平和机会平等的影响结果。从第（1）和（2）列回归结果可知数字经济对从事技能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的生活幸福感提升显著，这种提升可能在于数字技术发展下社会对于技能人才日益提高的技术认可度。通过比较表10第（3）和（4）列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两个系数可知，数字经济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但技能密集型样本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均GDP的影响大于非技能密集型行业，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对从事信息制造业、计算机服务业、社会保障和福利业等技能密集型行业劳动者更显著。第（5）和（6）列的结果显示，在非技能密集型行业中数字经济表现出减少区域差异的特征，且结果在1%水平下显著。第（7）和（8）列中数字经济对于收入公平的影响大小在非技能密集型和技能密集型样本中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不论是从事第一产业、技能要求低的服务业还是从事制造业、信息技术等技能要求较高行业，数字经济发展均会降低收入不公平程度，数字经济的两个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比较第（9）和（10）列数字经济系数发现在技能密集型行业中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影响大于非技能密集型行业。
3. 劳动力技能异质性。本文在机制检验部分肯定了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在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路径中发挥的促进作用，但不同就业技能结构水平下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差异效应仍有待检验。因此将样本分为低、中、高技能劳动力三组以研究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差异（见表11）。数字经济对高技能劳动力生活幸福感的提升较中低技能劳动力更显著，数字经济每提高1个单位，高技能劳动力生活幸福感提升0.963。通过比较表11中列（1）-（3）数字经济系数可知，数字经济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GDP分别增加0.927%、1.036%和0.771%，中技能劳动力样本中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于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样本，表明中技能劳动者仍然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具有普惠性，体现在数字经济对缓解区域差异、减弱收入不公平和推动机会平等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通过比较数字经济系数大小可知，数字经济最有助于促进低技能劳动力间区域均衡实现，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着许多新兴职业，相对公平和低门槛的社会岗位契合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需求，而数字信息传播的速度优势也让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以较容易的方式获得价值实现并成功利用流量变现等方式增加收入，信息共享度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低技能劳动群体的区域差异。数字经济对于提高中等技能劳动者机会平等程度的效果最明显，进一步验证了中技能劳动力活跃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六、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借助数字经济发展提高共同富裕水平，明确“数字经济——就业结构升级——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是帮助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2012-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中25个省（市、自治区）的宏微观匹配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数字经济通过就业结构影响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研究了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区域、行业和劳动力技能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基本事实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及其各维度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体现在它不仅能够促进生活幸福、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赋能总体富裕，还有利于促进区域均衡、收入公平和机会平等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证明了该结论稳健，说明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
第二，间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除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外，数字经济还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行业和就业技能结构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就业行业升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但在生活幸福上二者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引致的劳动力就业行业和就业技能结构升级会缩小区域差异，数字经济通过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收入公平和机会平等。
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具有地理区位优势、技能密集型行业以及中技能劳动力集中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收入公平及机会平等的福利作用更为明显，生活幸福感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和技能密集型行业中，但非技能密集型行业和低技能劳动力集中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均衡的影响作用更强。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了中技能劳动力收入不公平与机会不平等。
（二）对策建议
据此，根据我国现阶段发展状况，为发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促进数字经济纵深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证明推动数字经济稳定发展对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大规模、多元化的内需市场要求数字经济深化发展。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推动数字经济技术创新、提高数字经济服务水平，让全国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包括对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及地区数字经济服务意识培育，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培育土壤，积极发挥数字经济普惠服务特性，推动数字经济为促进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其次，通过投资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增设地区数字经济服务点以弥合数字鸿沟，增强欠发达地区居民对外数字沟通便利度，保障各地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最后，以数字经济行业发展推动经济水平提升，规范数字经济行业发展，为小微数字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数字企业落地、吸纳数字人才就业，正向辐射地区发展。
（2）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防范数字经济影响下就业结构升级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促进就业技能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匹配。202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预期实现新增就业1200万，传递了稳增长、保民生的坚定决心，然而当前全国平均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不足10%，但实际就业市场上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高于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传达出劳动力技能素养与岗位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在劳动力规模屡创新高的情况下，劳动力技能与职业匹配是解决就业矛盾的重要契机。个人劳动者应积极提高自身技能水平，要利用数字工具简化学习过程、降低学习成本，积极响应面向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人才需求，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新变化。同时，国家应坚持市场化就业，大力扶持服务业及小微企业等稳岗扩岗，帮助技能劳动力拓展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优化，保障高质量就业，兜牢民生底线。此外，通过合理优化数字经济全国范围发展布局，有序引导地区劳动力就业流动，避免区域就业极化带来的区域收入极化。
（3）加强区域间数字经济联系，发挥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区域差异明显，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东部生活幸福感的提高经验值得被复制，创造良好普惠的数字发展环境是必要手段，包括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中西部数字经济就业市场等，要从弥合数字鸿沟的角度为中西部共同富裕事业添砖加瓦。另外，要加强区域内与区域间数字技术交流，加快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平台完善，鼓励数字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实现技术和数据共享，防范区域发展失衡下的经济风险，补齐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短板，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拉动经济、实现区域均衡、收入公平和机会平等中的作用，促进共同富裕实现。
（4）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效应存在行业、技能差异化情况下，针对不同行业以及劳动力群体各自特点制定个性化帮扶政策。加快推动就业行业结构升级，大力支持数字技术、高精尖制造等技能密集型企业发展，巩固技能密集型行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提高经济富裕度、收入公平和机会平等方面的优势地位。此外，要通过数字技术节约求职招聘成本，扩大包括零工经济在内的服务业就业，在既提高社会服务水平的同时，又增强非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实现中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匹配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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