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弘戬 傅慧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性，并指出：“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出现‘断头路’”[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2]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是长期性的治理结构变革，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程度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农村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相互作用、协同共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农村基层党建的引领。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仍然存在组织结构不完善、群众治理主体地位不够突出、经济发展牵引力度较弱、文化引领作用发挥不足等现实问题，影响党建引领乡村现代化治理的效力。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效激发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内生活力，提炼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体系优势，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能力，是实现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之举，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35年，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3]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包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部分，前者的治理重点在于外部机制的革新，后者治理的重点在于主体能力的提升。在稳步迈进中国特色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的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需要打好多措并举的“组合拳”，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丰富基层治理实践，提升基层治理活力，明确在乡村各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力军作用，为乡村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筑基赋能。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开展乡村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4]党中央强调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对基层党组织职责定位的精准概括和对其功能作用的深刻阐释。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乡村群众自治组织和乡村事务监督组织为基础的乡村组织体系。从政治基础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组织体系架构的“神经末梢”，是党团结群众、动员群众的纽带，是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前沿阵地，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力军”，为乡村各项工作的开展筑牢政治之基。从组织基础来看，除基层干部以外，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还覆盖乡村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乡村集体经济项目召集人及新乡贤（乡籍经济能人、社会名流、文化名人及道德模范）等群体，为乡村各项工作的开展打造人才之池。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产业建设的力量源泉。从逻辑本质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工作的统领者，是上承政策、下接群众的接合部，是贯彻和执行党中央“三农”战略的中坚力量，通过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有效解决乡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助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从实践指向来看，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够整合分布相对零散、与市场衔接度较低的乡村产业，通过加强党建引领，持续健全和优化乡村集体经济的体系架构，促进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形成乡村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引导乡村文化繁荣的风向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要绵绵用力，下足功夫”。[5]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题中之义。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领导者与推动者，为农村精神文明“塑形”和“铸魂”。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凭借自身的政治引领力，引导乡村文化良性发展，通过盘活党建资源、打造特色品牌，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红色血液”。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凭借自身的经济引领力，引导乡村文化产业化、集群化建设，通过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加快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为乡村文化建设搭建产业链路。
（一）党员队伍建设仍需加强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6]。严密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和力量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7]。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持续加强，但仍然存在少数现实问题。一是党员结构层次失衡。一方面，农村基层党员普遍年龄较大，年龄梯度不够明显，相对缺乏青年党员力量；
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男性党员比例较高，女性党员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声音和力量较弱。二是党员职责边界模糊。在部分乡村地区，由于基层事务繁杂琐碎、目标量化难度大、职责主体落实不明，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对所负责的工作领域不明确，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未建立常态化工作专班，遇到突发事件时容易陷入“遇事举人”的困境。三是党员素质良莠不齐。除基层干部以外，农村基层党员还包括行业能人、新乡贤、农民党员等类群，其在教育背景、经验阅历、工作能力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差异，党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二）群众主体地位不够突出
马克思、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是人民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群众”[8]。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应该牢牢坚持“人民主体性”的政治立场，突出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但是，目前仍有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忽视群众的主体地位。一是对群众的智慧力量和首创精神的重视不足。乡村事务繁杂琐碎的特点，导致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征集群众意见、定期组织群众会议、实时公示乡务决策的难度大。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将“完成乡村事务会议指标”与“全民参与乡村治理”相等同，忽略群众心声。二是为群众提供的治理监督渠道仍不够畅通。在大部分乡村地区，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资源的配置较为薄弱，乡村人口外迁数量逐年上升。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并未主动开发、搭建新媒体矩阵和网络政务平台，“城乡双栖”流动的群众、长期居住在城区的群众，因缺乏高效、扁平的乡村治理和监督平台，需要多次折返于城乡之间参加线下会议，参与治理所需的“时空成本”较高，影响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观能动性。
（三）经济发展牵引力度较弱
《关于做好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9]乡村振兴最根本、最关键的是产业振兴，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长期以来，乡村代表高度分散的社群模式，乡村产业发展容易形成地缘性的“路径依赖”。目前，大多数农村基层党组织有效引领乡村经济发展，但仍有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乡村经济发展的牵引力度不足。一是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不够。部分乡村地区以基础农业、小手工业为主要经济产业，工业化程度较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困于土地、气候、交通等现实条件，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只能推行固有的产业模式，缺乏主动调整产业结构的意识和能力。二是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助推能力欠佳。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未建立程序化、网格化的产业管理机制，缺乏对产业布局的统一规划，导致产业分布零散、产业生态链条短，产品和目标市场之间的供需平衡难以维系，阻碍产业的集群发展。三是未能充分发挥特色产业优势。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调研不足，缺乏对特色产业建设的思考，未能将政策福利转化为特色产业发展优势，从而进一步打造全过程、多维度、特色强的产业生态链。
（四）文化引领作用发挥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0]实施乡村振兴，不仅要抓产业振兴，也要抓文化振兴。[11]乡村文化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就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文化引领作用，为乡村文化建设举旗定向。目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文化发展的成效不彰，与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不足。一是乡村社会风气的整治、引导力度不足。在部分乡村地区，农民群众的思想仍然僵化、守旧，在婚丧嫁娶上普遍存在攀比炫耀、盲目跟风的不良风气。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治工作仍停留在表面，“大刀阔斧”的执行力度不够，导致群众价值观念难以扭转、重塑。二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不足。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对红色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挖掘和主动推广。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大，但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抵御文化冲击的能力不足，导致乡村文化出现“断层式”流失，使城乡文化融合成为空中楼阁。
（一）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组织保障
一是夯实党建基础，优化组织结构。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原有的推优入党机制上应“不拘一格降人才”，细化推优标准、扩大遴选范围、增设推优举措，适当将推优政策面向返乡创业人员、返乡就业大学生、农民企业家、新乡贤等群体倾斜。要严把“入口关”“推荐关”，科学、精准划定推优的条件和标准，加强民主推荐过程的考核监管，完善政治素养、理论基础、道德品质等考核模块，同时为女性群体适当增加入党名额，增设专项化的推优渠道。要主动跟踪、重点瞄准引进企业、乡村企业、农村生产合作社中工匠劳模、技术先驱、道德模范，建立健全常态化跟踪、推举机制，守好“红苗子”。同时，要发挥团组织人才储备作用，打通党团推优衔接链路，从共青团的“青马工程”农村班、“农村青年人才培训班”中挖掘、吸纳乡籍优秀共青团员入党。通过双向发力、多措并举，为党支部注入“年轻血液”，提升党员学历背景，改善党支部党员年龄和性别结构，打造结构合理、知识互补、执行有力的组织基础。
二是明确职责分工，健全管理体系。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建立重大事件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将乡村事务根据重要性、紧迫性、常态性进行等次划分，对党支部工作条例、工作细则进一步细化。根据党员干部的专业、履历、特长分配职责领域，基于“选贤举能”原则建立重大事务、紧急事务、常态事务工作专班，明确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分工。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建立党员干部工作成效和工作作风的监督机制，建立“同级部门常态化监查，上级部门定点式抽查”的外部监管机制和“常态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部监管机制，面向广大群众开放线上线下的监督举报平台、开通至上级部门的监督举报专线、开设直接联系乡村“两委”负责人的电子信箱，从根源上斩断专断决策、利益勾结、奢靡享乐的不良风气，建立职责明确、监管透彻、纪律严明的组织制度。
三是加强党员教育，选树典型引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是要提高各级各类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12]。加强党员政治教育、提高党员政治素养，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紧抓党员集中教育和自我教育。要主动引入线上和线下的党课教学，推选党员至上级党校学习，将党员教育列入日常工作计划。同时，督促全体党员把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自觉，使其自觉学习理论知识、自觉抵制不良风气、自觉恪守纪律底线。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好党员模范的引路作用。“生产前线”“田间地头”都是基层教育实践的最好平台，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结合当地文化、借力当地优势，主动创造党员教育实践基地，主动挖掘各行各业中的劳动模范、能人巧匠、草根艺人，推选其中的党员模范，树立先进典型，宣传奋斗故事，激发全体党员向先进典型学习的热潮，形成党性凸显、理论扎实、榜样领航的组织形态。
四是完善奖惩制度，营造争先氛围。早在1942 年，毛泽东同志就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3]奖惩制度的完善是党员教育成效的“稳固剂”。在现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与时俱进，不断扩充奖惩内容，持续细化奖惩制度，打造党员“红黑榜”，公开群众对于党员的“好差评”，精细化、标量化指明底线和组织红线，并大力推进奖惩制度的宣传覆盖，促使支部党员对奖惩制度形成自觉“对标对表”的习惯，主动将奖惩内容和纪律底线“入脑入心”。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乡村事务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作用，加强对违纪干部和问题干部的再批评、再教育，营造纪录严明、奖惩分明、奋楫争先的组织氛围。
（二）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群众基础
一是健全吸纳民意和汇集民智的工作体系。2021 年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三明考察时指出，“共产党做事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14]。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站稳人民主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智慧力量。因此，应从纵横两个方向健全民意民智征集的工作机制。一方面，纵向上打造“上下贯通”的垂直体系，打通和老龄群体间的阻塞，畅通乡村“两委”负责人和基层群众之间的联系交流渠道，建立“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的闭环模式。另一方面，横向上搭建“范围广、覆盖全”的平行结构，宜将社会资源好、经济能力强的新乡贤和留守在家、农耕为生的老龄群体包含其中。此外，农村基层党组织还应主动参与民意民智征集的全过程，严格监管征集过程，严厉惩戒不当行为，并重点瞄准返乡创业人员、返乡就业大学生、农民企业家和新乡贤等群体。
二是拓宽群众乡村事务治理和监督渠道。广大群众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力量源泉，群众对乡村治理的参与度影响乡村治理成效。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主动探索拓展多元乡村事务治理途径。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细致筹划工作会议，合理利用乡村事务公开栏，做到目标制度常年公开、财务账目季度公开、重大决策随时公开，对工作中出现的“形式化”问题进行严格监管，真正为群众提供协商治理的议事平台和公开透明的信息渠道。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深度融合主流媒体平台，搭建和推广“乡村事务公开平台”，实现乡村事务“线上看、线上办”，提升乡村事务公开性和透明度，降低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加强乡村事务监督能力、完善乡村事务监督渠道。推行网络监督，强化新媒体监督矩阵建设，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同时，乡村事务监督委员会要主动列席乡村“两委”会议，发挥“定纷止争、定海神针”作用，监察权力集中和腐败滋生乱象，及时向上级纪委汇报问题，定期向群众公开监督记录，当好群众问题的代言人。
三是构建以群众为中心的治理成效评价机制。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合部。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桥头堡”，要构建以群众为中心的治理成效评价机制和以群众为中心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坚决维护群众评价主体地位，有效发挥价值引领、公共意识唤醒、共同体共识凝聚作用。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媒体宣传、理论推广、下沉遍访等形式，帮助群众加深对治理政策制度的理解，加强对自身治理主体地位的认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乡村治理成效的评价过程，打牢评价机制的“下层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明确群众利益是检验乡村治理成效的最高评价标准，要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以群众的立场为根本。要搭建“正负反馈调节”链路，广泛征集群众对治理成效的客观评价，了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通过“群众是否满意”来反向复盘工作过程和问责有关部门，切实尊重、维护、听取群众的良言善策，筑牢评价机制的“上层建筑”。
（三）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经济引领，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力量源泉
一是推动农业延伸融合，筑牢产业结构基础。乡村振兴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乡村产业振兴也要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首先，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开展政策讲解、理论普及、技能培训等活动，提升群众的产业意识，提高群众的专业技术能力，引导群众参与农业科技化、农业智能化的发展进程；
其次，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围绕延伸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打造一批产品质量高的农产品加工基地，融合“党建+网店”“党建+直播”等宣传推广形式，加快打造由单一农产品衍生出的农产品加工、制造产业链，实现农产品转化增值；
最后，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主动引入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加强引入企业与群众的产业合作，着力打造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体系，更好带动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是完善支持服务体系，助力产业集群建设。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必须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坚持走群体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首先，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主动锁定适配当地产业的目标市场，以明确的目标市场为导向，引领支部党员带动群众参与产品技术创新、销售渠道拓宽等环节，通过“党建+助农培训”，提升群众的市场认知水平，提高群众的产品销售能力。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引进前沿农业科技、打造农业科研创新高地，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科技支持。其次，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主动引入财政金融支持，通过“党建惠农贷”“党建+风险评估”，为群众设立专项农业扶持资金以及风险评估和风险化解服务。最后，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对产业分工体系的网格化管理，简化政策审批、专项申请、土地流转的工作流程，提高行政办事效率，为产业集群化提供政策支持。
三是引领因地制宜发展，营造产业发展优势。发展乡村产业，要立足特色资源，培育特色优势产业。从实际出发，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充分挖掘当地特色产业的文化底蕴、地域特质，凝练产品核心特点，通过“党建+”的优势，打造融合党建元素、红色文化的乡村特色品牌，以自身作为“项目背书”，营造高质量的产品口碑，实现乡村特色产业的升级转化。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调动支部党员带领群众，以网格化形式参与特色产业链的搭建，以党建引领、党员干部带头、群众参与的形式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区域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满足多元市场的需求，切实打造乡村特色产业体系，发挥产业特色优势。
（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文化引领，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风向指引
一是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对歪风邪气和陋习旧俗的清整工作，建立健全长效性的乡风整治规章制度，阐明铺张浪费、薄养厚葬、天价彩礼、攀比炫耀等不良风气和陈规陋习的危害性。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在乡村文化实践活动中，推动群众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融入到日常的生活中。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充分挖掘和宣传乡村典型人物，打造“乡贤事迹榜”，编写“乡贤故事集”，通过宣传优秀乡贤的道德品格和奋斗精神，引导群众向典型模范学习。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常态化组织开展“最美家庭评选”等活动，促进群众自觉端正道德品格，摒弃不良习俗，形成良好文明乡风。
二是聚力文化传承，引导乡风繁荣。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牢牢把握“非遗文化”的发展谋划，重视手工艺文化、戏曲文化、民俗文化的挖掘和传承，加强对古村落、乡土特色建筑的保护，并从当地红色资源中提炼红色文化价值，通过打造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党建+传统文化展示馆”，实现文化资源数据的网络和现实共享，推动文化品牌建设。另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引领优秀传统文化同当地手工业、旅游业、服务业相融合，推出一系列特色文创周边和工艺制品，建立“党建+文旅+产业”的运营模式，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馆、特色文化主题酒店、特色餐饮馆，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规模化旅游景区的开发和建设进程中，促进当地旅游服务业发展，引导乡风繁荣，推进乡村文化高质量发展。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建的引领。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之下，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程度，决定乡村地区的和美宜居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在新发展阶段，要注重化解现实矛盾，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两个内力”：组织战斗力、群众凝聚力；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两个引领”：乡村经济引领、乡村文化引领。进而有效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内生活力，助力实现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