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占锋
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以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926/c1001-30315263.html。。这说明,农民作为乡村内生发展最重要的主体力量,既是实践主体,也是动力来源。在脱贫攻坚期间,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等主张,旨在通过新的激励性、开发式帮扶措施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自立自强。随着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完成,2021年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程。对此,同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深入推进农村改革”部分提出了“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充分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1-02/21/c_1127122149.htm。的新要求。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聚焦“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激发问题。脱贫地区群众的自我发展基础较为薄弱,是激发内生动力的主要对象。
从统计数据来看,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45(农村居民收入=1)(3)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eqid=a33d23500000415c00000003642fe3df。,反映了农村发展进程的相对滞后性。此外,人力资源流失仍是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症结,究其原因,多是农村难以创造足够的经济回报以满足农民的生活需求,生计压力迫使农民进城谋求更高的劳动报酬。在此情境下,为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村地区风貌,探寻激发农村“内发型发展”的动力要素与路径就显得十分重要。
“内发型发展论”正是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从区域基础来看,乡村振兴战略具体举措的实施首先以一定的地域为单位,作为承担发展主体的农民,内生动力驱使其参与各项发展行动,以创造惠及自身的发展成果。在此过程中,农民是乡村发展的众多动力要素之一,与其他要素一同构成其所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前提,这与“内发型发展”的实践单位、基础并无二致。从实现路径来看,培育农民主体动力,再以政策或制度措施增加农村地区的可用资源,使得农民主体与地区资源相结合,创造市场与文化开放的、城乡互联互通的、平等交换的农村,这是“内发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共同的实践过程。从发展目标来看,乡村振兴包含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是全方位、多层面、高度关联的有机整体,反映了农村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的理想图景。相应地,也带给农村居民多样需求的满足条件以及自我实现的环境,与“内发型发展”强调的人类“共同目标”相吻合,即满足人类对衣、食、住、医等的基本需要,创造出能使每个人成为一个“人”的充分的条件和环境(鹤见和子,胡天民,1989)。
就我国当前的发展态势而言,无论是大到一国范围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小到一个村域范围的“内生动力激发”主张,实质上都体现了以内发型为主的发展理念,国内的既有研究也倾向于支持这一发展模式。目前,关于“内发型发展”的研究多集中于概念界定和不同地域的案例总结两方面。首先,从概念界定来看,“内发型发展”也被译为“内发性发展”“内生式发展”“内源式发展”。日本学者三石善吉(1999:1)认为“内发性发展”指的是,在力图保持固有的“文化基础”的同时,积极地导入外来文化并加以实践从而促进本国发展的一种模式。王志刚和黄棋(2009)基于发展经济学视角,指出“内生式发展模式”是以区域内的资源、技术、产业和文化为基础,以区域内企业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本地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最大化区域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使乡村达到自己想要的发展形式,另一方面把利用乡土资源所创造出来的总价值重新分配在该地区内(张环宙等,2007)。虽然学者对“内发型发展”的概念界定各有差别,但其中包含的核心特征却基本一致,即强调发展的内源性潜力、倡导开放性的区域经济、追求可持续性生计、注重地方民众的自主参与以及构建民众的区域认同(方劲,2018)。其次,从不同地域的案例总结来看,当前学界对既有成功案例进行经验总结的主要目的是探寻区域“内发型发展”的动力机制。从理论上说,地域是内发性发展观的分析单位;从实践上说,地域是内发性发展的发生场所(陈卫平,1993)。但是关于地域的范围却没有严格的限定。从县域范围来看,吴重庆(2021)认为,整合在地资源,形成全域性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整合,才能促进县域内第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成为超越“空心化”的县域乡村振兴的起步之举。从村镇范围来看,乡村精英是主导力量(陆学艺,2001),他们发挥着纽带作用,对内以乡村自组织为基础场域引领农民,对外联结政府与资本辅助乡村自组织,分别形成原始动力与辅助动力(杨高升等,2023)。在外部动力的辅助下,内生资源成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农民组织化成为村庄“内发型发展”的动力基础,农民之间的身份认同为实现“内发型发展”提供了保障(张玉强,张雷,2019)。此外,另有学者基于村庄熟人社会基础,发现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和面子观同样也是村庄“内发型发展”的原动力(马荟等,2020)。
由此可见,“内发型发展论”衍变至今,已然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关于地域成功案例的研究倾向于总结各地实现“内发型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机制,内外部力量是其中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案例总结对于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交流借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适用范围毕竟有限,要想使“内发型发展论”服务于系统性、全局性的乡村振兴战略,对其进行理论溯源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学界关于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的深入研究较少,仍存在较大的讨论空间。从理论上来看,鹤见和子将费孝通关于经济模式的研究与柳田国男关于民俗学的研究看作“内发型发展论”的理论原型;从实践上来看,中国苏南地区和日本大分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日学者共同研究的典型地区范例。本文正是基于此次对话成果,即《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文集,回顾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反思中国“苏南模式”与日本“大分模式”的发展实践,以回应乡村振兴中激发内生动力的现实问题。
“内发型发展”并不意味着孤立封闭,与“外发型发展”也不是二元对立的。作为“内发型发展论”的先驱,鹤见和子在理论创立之初就承认了外部力量参与当地发展的合理性。她认为,“内发型发展”指的是人们在目标上一致,但通往该目标的途径、实现目标的社会面貌及人们的生活风貌,要靠该地区的人和集团依据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根据自己的文化遗产(传统),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情况,自律地进行创造(鹤见和子,1991:44)。作为理论,“内发型发展论”是现代化论的置换概念(鹤见和子,1991:43)。这种理论以地区为调查单位,由本土学者依靠独自摸索来研究,使得抽象出的理论与其所分析的地方社会“同源”。在实践中,“内发型发展论”强调社会变迁要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并主张以传统中有用的部分来解决现代问题,最后以人的成长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鹤见和子,1991:44-47)。鹤见和子认为,中国学者费孝通与日本学者柳田国男所做的研究具备上述特征,因此可以将二者的研究视为中日各自“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
(一)“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研究
从图1可以看出,因知识背景、经历、职业、国情的不同,两位学者所做的研究在范围上是有所差异的。在村镇连接体区域范围内,主体(地区居民)、共同组织、地区传统是实现“内发型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二人对这三者的看法不同,由此引起对“内发型发展”动力开发侧重点的不同,所用的方法与总结的途径自然也不同。费孝通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实践特征,旨在通过模式比较,促成地区间在“内发型发展”实际过程中的相互借鉴与合作。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实际情况来确定发展模式;基于不同模式之间的交流,针对自身面临的问题在其他模式中寻找类似的状况,参考制定解决的办法;在发展道路各不相同的地区建立联合与协作的关系,取长补短(鹤见和子,1991:86-88)。柳田国男经历了由农政学转向民俗学的学术生涯,并以日本战败为转折点,将民俗学定义为内省学科(鹤见和子,1991:69)。柳田国男着眼于日本一些地区出现的割裂抛弃传统文化的现实,否定了持此种观点的现代化理论,强调重新认识地区传统。他认为,解决近代的困难问题,必须使古代的智慧与现实情况相结合,而且联系外来的经验,进行改革创新(鹤见和子,1991:91)。此外,柳田国男将地区传统看作是本质相同的东西,由此,对相异地区之间的传统发展样态进行比较就有了较大的意义。通过比较各地区的不同风俗习惯及信仰的形态,就可以探索出从旧形式转化为新形式的过程(鹤见和子,1991:94)。
(二)“内发型发展论”的核心要点
凡图1中涉及内容,均为“内发型发展论”研究的范畴,两位学者研究内容的交叠之处则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由此,在鹤见和子关于“内发型发展”定义的基础上,结合费孝通与柳田国男两位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可将“内发型发展”的理论特质做出进一步概括。
其一,地区居民应当成为承担发展的主体。虽然两位学者都认为“内发型发展”应当依靠民众的智慧和力量,但相比之下,柳田国男更关注区域内的人,而费孝通则更注重包括人在内的地区整体的发展。费孝通的目标在于,探索并归纳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若干不同模式。他认为,因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只要掌握了足够多的模式,每个地区都可以在模式之间的比较中找到为我所用的发展方向。与此相反,柳田国男想探索的则是,承担日本“内发型发展”的主体的形成过程(鹤见和子,1991:89)。其实,费孝通所探索的模式仍是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基础的,因此,看似越过“人”本身直接探讨“人”运用其他要素推动区域发展的路径,实则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该模式是当地人立足于本地资源支持所在地区自主发展的独特模式,在此过程中,“人”的主体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从人这一发展主体出发,费孝通将主体实践的具体路径作为研究重点,其设想在解放后的中国逐年得以实现(鹤见和子,1991:62)。不同的是,日本的战败结局对柳田国男的学术思想造成了冲击,他选择了所谓民间信仰这类较为内省的主体形成及探索动机方面的课题(鹤见和子,1991:99),意在通过重新挖掘传统民间信仰确立居民主体观念的精神支柱(鹤见和子,1991:94)。
其二,共同组织是有效的参与力量。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发展期间,苏南模式中的工业企业一直是集体所有制。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中对农特产品与产业经营方式进行创新也是以一个“町”或“村”为单位进行。组织化作为人们有效的参与方式,其合理的组织结构使得组织化成为“内发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首先,“内发型发展”以地区为单位,它要求人们朝着共同目标自主创造。共同目标本身就可以成为人们之间的联结纽带,有利于组织的形成。其次,在地区前期积累薄弱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联结有利于更快聚集产业开创所必备的生产要素。此外,鹤见和子将费孝通笔下的开弦弓村的合作工厂模式与柳田国男对产业合作社的独到见解进行了比较,她认为二者的观点具有相似性。合作工厂与按照《产业组合法》建立起来的合作社联结方式不同,前者是靠自发建立关系的,后者则是借鉴了西欧的法律而依靠规范文本的强制力组织农民的。柳田国男批判了《产业组合法》,认为其主要缺陷是缺少对农民自发性的关注。由此可以看出,二者都提倡农民以合作为主要方式、以共同组织为主要载体,在为成员增加创收机会的同时,以产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其中,柳田国男所论述的合作社目标更为宽泛,甚至还包括使合作社发挥教育作用,即以限制贷款和日常道德训练为手段对成员进行道德约束(鹤见和子,1991:72)。
其三,承认传统要素的重要作用,主张保留传统要素。费孝通认为苏南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家长作主、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正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组织原则(费孝通,1991:7)。苏南的乡镇企业,从村镇领导管理、镇内居民务工、利润支援农业与福利事业等方面来看,都与之非常类似,可以说是从传统大家庭模式衍生而来的。不只是乡镇企业,任何新生事物都无法与旧有的传统完全割裂,柳田国男同样持此观点。相较于对发展过程进行明晰的阶段划分,费孝通更倾向于认为以前社会的很多因素仍然被现代社会所保留。两位学者的观点差异之处在于对传统本身的看法,费孝通认为地区传统本质不同,须区别对待;柳田国男认为传统是本质相同的,不同的只是现代化变迁中外界因素对于地区传统的影响程度,因此,从各地传统到现代发展过程的比较中可以找到保留传统适应现代化的方法(鹤见和子,1991:92-94)。但无论如何,二者承认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思想是一致的。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既有天地人的具体条件,也有其组织结构和理论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发展成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与之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做支柱(鹤见和子,胡天民,1989)。地区传统,既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也包括文化、民俗等要素。在以开发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人们更关注工业对当地的冲击,强调工业化不能完全脱离传统,重视的是工业这一新兴业态如何与传统要素并存且相互适应。但是,现在农业的多功能性得到开发,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不断涌现,部分传统要素甚至成了促进地区发展的可用资源,其在“内发型发展”中的作用范畴更广泛。
Windows CE内核结构设计没有考虑硬件可裁减，使得开发程序所需硬件费用提高，并且Windows CE内核结构设计是基于Windwos操作系统平台，因此基于Windows CE操作系统开发的应用程序，二进制代码长度变长，程序不够简洁，代码执行速度慢、效率低下，同时，基于Windows CE开发的应用程序跨平台运行的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国“苏南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但真正腾飞的时期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该模式通过对政策的实践验证了费孝通的小城镇建设理论。日本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从具体实践来看,核心是依靠县民、县内资源,政策只在其中承担了宣传等辅助性作用,使得大分县成为“内发型发展”的代表。因此,在中日关于乡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这项联合调查研究中,两者经常被放在一起进行讨论。
(一)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是指江苏省南部的农民率先实践的,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乡办和村办工业为主导,以大中型城市为依托,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由县乡两级政权直接领导的一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朱通华,1991:104)。苏南乡镇工业的产生发端于人民公社时期,各个公社都办了一个农机修配厂,成了社队企业的基础(杜润生,2005:169)。此后经历几番起伏,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率先开始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一系列活跃农村经济的方针政策出台(朱通华,1991:111),社队企业得此契机终于实现了真正的发展。1984年,中央四号文件《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从国家层面肯定了社队企业,并将其改称为乡镇企业(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https:∥www.gov.cn/xinwen/2021-06/28/content_5621160.htm。。由社队企业长期积累而延续下来的乡镇企业主要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其管理者与行政机构基本一致,由乡长或村长担任(费孝通,1991:6)。
江苏省在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现实问题时,选择了乡镇企业作为承担发展的载体,吸纳了当地众多农村人口就业,解决了农村大量劳动力相对剩余的问题。江苏省历来有着农工相辅的生计模式,从事农业与手工业获得的收入共同构成使“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费孝通,2007:309)。乡镇企业脱胎于手工副业,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工农业分工更专业化,农业因为承包经营而留在了家庭领域,工业则脱离家庭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归属集体。此时,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并得到发展,与此同时,还拿出了部分利润进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这是对传统生计模式的新创造,实现了地区工农、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苏南模式”。在此过程中,重视与支援农业,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润分配方式以及辛勤开拓市场等特征,使得苏南地区形成了以爱国精神、集体精神、竞争精神为主的苏南精神(朱通华,1991:161-162)。
(二)大分模式
苏南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到达快速发展时期,在时间上与日本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的开展是非常接近的。苏南是费孝通的理论得以付诸实践的地区。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也有其明显的特征和独特的地区开发方式,可以称为“大分模式”(朱通华,1991:129)。不同于人多地少的苏南农村,日本由于没有严格的城乡户籍限制,劳动力随意流动造成了农村地区“空心化”的局面,大量青年劳动力流向城市,人口稀少成为地区面临的现实问题。平松守彦是在日本推行“一村一品”运动的核心人物。1979年,平松守彦担任大分县知事,为弥合城乡发展差距、减缓人口流失,他提出了开展“一村一品”运动的倡议,包含三个要点:挖掘特产品、开发新产品、加工销售特产品。起初当地民众对于这项倡议的接受程度非常有限,平松守彦通过不断组织干部、思想动员等工作,对民众进行宣传,才促使这项运动落到实处。虽然“一村一品”运动的发端带有“推行—接受”的被动意味,但是其持续发展与“大分模式”的形成则依靠民众的自发创造,展现了强劲的内部动力。平松守彦认为,“推动‘一村一品’运动的原动力,归根结蒂是人,是精神的高昂”(朱通华,1991:150)。资源的重新利用、产品的创新、加工与销售全都依靠县民自身,由此,大分县形成自立、自助的精神支柱,这也与柳田国男所主张的使地区居民主动改造自我的内省型学说相对应。
(三)苏南模式和大分模式的相似之处
从地理位置、经济体制、现实问题等客观因素来看,江苏南部与大分县是两个不同的地区,但尽管如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相互共鸣的地方(宇野重昭,1991:177-178)。如表1所示,其显著表现为都以产业切入先进行经济的发展,实现“内发型发展”的重要条件,以此带动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在改变地区居民传统观念的同时提高生活水平。纵观二者的产业发展过程,发现存在着如下相似之处。一是政治力量参与其中并提供了支持与服务。其中,“一村一品”运动发端于时任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的倡议推动,政府作为主导力量以电视、广播等媒体为渠道进行大力宣传,加速了“一村一品”思想的广泛传播,在“一村一品”被民众广泛认知并付诸实践之后,政府也制定相关配套政策,设立了“基金会” “推进协议会”,提供了技术指导、信息传递、人才培训、表彰鼓励等多方面的服务工作,以支持“一村一品”运动持续进行。而苏南乡镇企业的形成与发展也与国家层面“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关联密切。随着改革不断释放更大的活力,最终实现稳步发展。二是两地都从地区实际出发,尊重传统与利用既有资源。“苏南模式”是将当地人民公社时期留下的企业基础在改革开放时期适时创新,引入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增强旧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将利润分配方式保留,部分利润仍然流向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事业,保证了农业生产,适应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流动特征以及不愿意完全放弃土地这一心态。大分县则是采用“农业里边出工业”的全链条式产业发展方式,以地方农产品为基础,开发创造深加工产品或探索利用农特产品发展第三产业的模式,直接延长当地的农业产业链条。诸如“吉四六酱菜”是玖珠町将当地产出的蔬菜搭配制成别具特色的三色酱菜,并以传说故事中一位足智多谋的逸士“吉四六”的名字命名,创新出与文化相融合的深加工农产品。三是“内发型发展”由当地居民推动,但也离不开人才的带动作用。两地的发展都体现了“三类”人才参与的特征,包括设计者、政策研究者及敢于行动的实践者。“三类”人才中,前两类大多是外来者,而实践者以本地原有居民为主。小城镇工业化在构思和理论上的关键人物是费孝通,在政策研究方面有朱通华及江苏省小城镇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在实践方面有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广大的乡镇基层干部(鹤见和子,川田侃,1989:255)。同样,日本大分县“一村一品”运动是平松守彦以“内发型发展论”为指导策略,经过较为完备的路径构想之后倡导推动的,由大分县提供行政支持,敢于开拓的县民响应号召而参加的地区开发运动。
表1 苏南模式和大分模式的异同
(四)“内发型发展”的动力因素
基于以上讨论,发现构成“内发型发展”动力的要素有五个,即政策、资源、市场、技术以及运用上述物质要素的地区居民(见图2)。其中,资源是基础,包括自然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两类。“内发型发展”必须要立足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在尊重地区传统、顺应地区物质文化条件的同时将其合理、充分利用。市场是关键,包括区域内外两个市场。一般认为内发型的涌现,其发端在于弥补内部需求(清成忠男,1991:297),进而扩散到区域之外乃至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创造地区内部、地区与愈加广泛的外界之间物质交换的良性循环,获取源源不断的地区积累。如果说资源基本上都来自本地区,市场需要由内而外逐渐开发,那么技术则几乎全部来自外界先进地区。实现“内发型发展”与外引先进技术并不冲突,相反,技术是其不可或缺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运用工具的人,即地区居民,应当顺应地区发展要求引进技术,而不是作为外部技术输送的被动接收者。政策是普遍关系到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各方面及其组合应用的要素,在“苏南模式”和“大分模式”中也展现出了强劲的推动力。事实上,受政策干预而发展起来的地区能否归为“内发型发展”是有条件的。把特定地区居民在该地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社会运动作为政策采纳时,要让它成为持续的内生发展,关键的因素是社会运动必须继续推行下去(鹤见和子,胡天民,1989)。
图2 “内发型发展”的动力要素
(五)“内发型发展”的特征
既然“内发型发展论”作为不同于外发型发展模式的另一种道路选择,那么从理论实践中凝练出来的特征也是相对于外发型发展模式下的特征而言的。外发型发展模式的分析单位由大到小可以是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的后发国家,也可以是城市的对照面——农村地区,其实践路径主要是来自发达地区的资源强势注入欠发达地区,但是如此一来发展成果也往往容易流回发达地区。与之相比,“内发型发展”的特征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发生范围的区域性
所谓“地区”是由既有共同的历史和传统,又有某种共同意识的人们,以其所生存的生活空间为基础而形成的。支持“地区主义”发展的,是“内发型发展论”(宇野重昭,1991:172),这也决定了以此发生的地区“内发型发展”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首先,“内发型发展论”有其区域适用范围。“内发型发展论”从来不否认借鉴先进国家蓝本进行外发型发展的合理性。从各国实际来看,内发型同外发型发展模式一般会并存于同一社会中的不同地区或者不同的生活领域里,甚至在同一地区处于混合存在状态。这也就是说,作为从地区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同源理论,“内发型发展论”则是在其实践区域范围内的发展模式,超出一定地理边界就另当别论了。其次,“内发型发展”的实践有其区域文化差别。这是因为各地区发展起始的人文地理条件不同,在地区开发事业的选择上也各有千秋。此外,虽然多地都以特色工业企业的创办来作为实现“内发型发展”的开端,但“内发型发展论”的主要目标不是经济增长及其带来的物质基础的丰富,而在于人的成长,经济增长是它的重要条件(朱通华,1991:47),但不是唯一条件。因此,各地区所面临的现实紧要问题不同,激发“内发型发展”的路径自然也不相同。
2.发展过程的渐进性
“内发型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鹤见和子,1991:44),具有长期性,遵循由浅入深、持续不断的演化路径。苏南乡镇企业是鹤见和子论述“内发型发展”的重要范例。“从总体上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鹤见和子,1991:101)。产业发展遵循着客观规律。引入工业企业的外源式发展模式相对来说可以一蹴而就,由业已发达的企业投资于地方建设的工业企业不需要成长过程,且直接与实力强劲的企业总部发生关联,享受各种资源支持,无论是资金、技术还是市场都来自成熟的企业总部。但正因如此,引入企业后留给当地再创造的余地非常小,当地人的参与有限。而乡镇企业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人对地区传统的再创造,完成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复杂过程。乡镇企业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鹤见和子,1991:101)。产业结构由开始的工业与农业分离初创社队工业,到乡镇企业的销售与生产环节相分离,分工更加精细与专业化。虽然多数乡镇企业的业务集中于产品生产,但一些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出现了第三产业队伍。小城镇和乡镇工业是一对孪生兄弟(吴大声,1991:224),随着产业向更高级的形态更迭,农村集镇成为小城镇进而发展为小城市也是层层演进的过程。大量非农人口逐渐在拥有工商业就业机会或良好社会服务与生活环境的农村地区聚集,从而引发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建筑形式与布局机理等方面出现城市形态特征(李强等,2012)。事实上,全国很多地区都存在着与苏南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大同小异的路径实践(吴大声,1991:231)。
3.全民参与的自主性
实现乡村“内发型发展”强调以乡土资源和本地居民为基础(5)田毅鹏:发掘乡村发展“内生动力”,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4/t20230427_5625135.shtml。,当地人主体性的充分发挥,表现为响应政策号召积极主动投身于地方事业的发展成为该地人们的普遍共识。平松守彦鼓励大分县民众发起“一村一品”运动,但行政力量并未更进一步做出对具体细节的干预,资源的开发利用、作物品种的确定、产品加工与销售方式的选择,无一不是依靠地方居民探索决定。全民自主参与发展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便于精准定位适合地域区位条件的产业。例如“一村一品”运动成果较为突出的大山町,之前还只是主要种植水稻的贫穷小镇,为改变生活条件,缓解年轻人流失问题,当地人在失幡治美村长的带动下,尝试发展能够增加收益的产业,结合地区特点与作物生长习性决定种植所需劳力少、生长快的梅树和栗树来代替水稻种植,成功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人们能够开发出与自身劳动力特点相契合的产业。大分县的女性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63.7%(平松守彦,1985:94),妇女是“一村一品”运动重要的推进力量。例如,天濑町的北平食品加工合作社,这是一个由已婚已育妇女组成的团体,合作社的业务为农产品加工,她们生产销售如蒸包子、艾蒿年糕、柚子胡椒等相对不太费力但是需要一定技艺和精细程度的产品,不仅在本地销售,还积极外出宣传。她们的收入成为所在山村的重要收入来源,其他地区的妇女也开始纷纷效仿,生产具有家乡特色的天然食品(平松守彦,1985:92-94)。
4.发展成果的普惠性
“内发型发展论”强调人是发展的主体和目标。苏南乡镇企业的创立、运转主要依靠当地居民,与此相适应,成果分配也惠及了广大群众,实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方面,采用投资农田建设、普及农技知识、补贴出售价格等方式进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将工业视为地区发展的一环,高效益的工业扶持着效益较低但至关重要的农业,使得农业非但没有萎缩,还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对于地区居民而言,成果不仅被直接参与者享有,而且间接惠及区域内的广大农业从业者。另一方面,以投资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邮电交通等各种事业进行以工促建,为地区居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服务,居民享受到了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切实好处。乡镇企业积累的财富不仅为后续的发展壮大留存了资本,更是促进了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惠及了更多的居民,有效防止了贫富分化的产生,促进了地区的均衡发展。同样,平松守彦始终遵循“均衡”的发展思想来促进大分县的建设,即工业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走工业先行、其他产业跟上的老路,而是工业与其他产业结为一体,健康发展,建设富裕的福利社会(平松守彦,1985:5)。
中国社会一直都存在“内发型发展”的传统。从大家庭模式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模式,从乡土工业到乡镇企业,其实就是一脉相通、前后继替的农村“内发型发展”道路(赖扬恩,2009;吴重庆,2021)。陆学艺(2001:7)将“内发的发展”评价为村落发展的理想形态,并进一步解释道:“以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农户为主体、各个农户的意志得以充分发挥、按照民主原则运作的村落社会结构,以及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开放的经济结构,是实现中国农村自立发展的理想的村落社会经济结构”。那么,现今农村将如何延续“内发型发展”的传统,探索出更多独具特色、高效运转的实践模式,实现地区资源的创新性应用,使自身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焕发出新的活力?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结合当下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延伸讨论。
(一)认识灵活多变的“地区”概念,统筹资源以实现合作共赢
其一,地区无清晰边界,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鹤见和子虽然明确论述了地区是“内发型发展”的实践单位,但未对地区范围如何界定做出详细的说明。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实施往往以个体村庄为单位,村级层面的行动具有行政界限清晰、村内熟人关系网络等方面的优势。斯科特(2016:19)认为,将一个地理上的“区域”称为一个“地区”需要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它与其邻近地区相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区就比一个村庄宽泛得多,其中的“共同文化特征”不仅是某地区别于邻近地区的标志,也是推动“内发型发展”的地域特色资源。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应局限于行政区划范围,而是实事求是、灵活推进,多个村庄可以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深入合作,在实现超越村庄范围的地区发展中带动本村的发展。其二,地区之间在交流中互鉴,在互鉴中繁荣。模式与比较正是费孝通关于建设小城镇所用的研究方法,即不同地区实践模式的比较与互鉴,并结合应用于开发相对落后的区域。“内发型发展”不仅区别于外发型,其自身也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根源于其所发生地区在历史传统、区位条件、资源基础等方面。加之,“内发型发展”具有渐进性,在各个地区也就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在先发与后发的纵向关系中,众多类型的先发地区为后发地区提供了模式多样的路径示范,使得后发地区可以在借鉴相似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在横向互鉴中,为进一步优化地区发展路径提供重要参考;在“全国一盘棋”的全局观下,让各个区域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实现一体化联动发展(费孝通,1991:29)。
(二)塑造农民的主体性,激活农村内生动力
政策文件频繁关注激发农民和农村地区两个层面的“内生动力”。一方面,作为地区主体,地区居民是“内发型发展”的主体与成果享有者。正如鹤见和子和胡天民(1989)认为,对“内发型发展”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创造性的探究。激活乡村中的“内发型发展”动力要素本身包含了对农民主体性的塑造,即创造农民参与地方发展的机会,并提高其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意愿和能力。具体来讲,要使农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创造美好生活。正如“苏南模式”和“大分模式”背后各有其精神内涵,这在苏南表现为“爱国、集体、竞争”的原则类精神,在大分则表现为“自立、自助”的品质类精神。与提高农民推动地区发展的意愿相比,农民能力提升就显得复杂得多,需要长期培养、持续实践。另一方面,作为动力来源,地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内发型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全面激活地区发展动力要素,再造传统资源的新价值,这涉及农民主体性发挥与当地资源开发、政府政策设计、市场拓展和技术革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依靠的力量其实并不完全来自农村地区。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支持下,大多数乡村内部的发展进程尚且缓慢,更不必说仅靠农村内部资源,内外结合才是合理的选择。内外结合的关键是要做到以农民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因地制宜推行本土化的政策,根据地方特色确定适合的资源开发方式,并借用外部技术加以创造。
(三)适度保护开发传统文化资源,促进城乡有机融合
其一,对待地区传统文化应选择性革新、适度保留。所谓传统,是指在某一地区或集团内,代代相传而继承下来的“型”,包含意识结构的型、世代相传继承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型以及指导衣、食、住方面一切物品有关技术的型(鹤见和子,胡天民,1989)。在“内发型发展”的背景下,地区传统不仅是重要的资源,其中的文化底蕴更是地区特色所在。传统可能在很多方面不再适应农民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但这不代表传统一无是处。例如,“苏南模式”就是基于乡土工业的传统发展起来的。此外,现今众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也充分表明,立足农村人际关系基础才能够实现成功经营。诸如生计方式、人际关系结构、矛盾调节机制等传统内生于乡村社会,最适合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中的一些要素需要进行革新、再创造以焕发新的活力,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至今仍需被保护和利用。其二,乡村与其对应的城市之间相辅相成。如果说乡村是一个有待实现“内发型发展”的地区,那么与之对应的已发展地区就是城市。费孝通构建的乡村振兴道路是离不开城镇的,他在早期对江村的研究中发现农村不是一个封闭社区,农村在各方面都和外界有联系,特别在经济上依靠附近那个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流的集镇(费孝通,1991:1)。之后,费孝通将研究领域从农村扩大到小城镇,将小城镇作为城乡“联结点”。城市聚集着各类人才、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是乡村发展所需的重要外部力量,同时,城市强大消费能力可以为乡村带来广阔的市场。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并不是标准的蓝本,乡村发展追求的目标也不是单向融入城市,而是要实现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和谐交融、交互共生。
猜你喜欢 和子发型发展 雪夜晚餐青年文摘(彩版)(2022年17期)2022-12-26了和子延河(2022年6期)2022-07-24迈上十四五发展“新跑道”，打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牌”中国核电(2021年3期)2021-08-13砥砺奋进 共享发展华人时刊(2017年21期)2018-01-31从太宰治《斜阳》中的“蛇”看作品主题陇东学院学报(2017年2期)2017-03-12改性沥青的应用与发展北方交通(2016年12期)2017-01-15MY HAIRS TYLE ISON POINT米娜·女性大世界(2016年8期)2016-08-17发型Coco薇(2016年5期)2016-06-03好别致的发型爆笑ｓｈｏｗ(2015年9期)2015-10-24日历优雅(2014年10期)2014-10-15